[37]参见陈爱娥：《行政法学作为调控科学——以行政组织与行政程序为观察重心》，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学作为调控科学》，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5页。
尤其是当代中国围绕约谈+信用规制所意图构造的市场规制体系，在运动式治理的疾风骤雨下，将难以负重成型。[51]关于当代中国官僚绩效指标模式的述评，参见马亮：《目标治国、绩效差距与政府行为：研究述评与理论展望》，《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年第2期。
除此之外，各地也有大量针对安全生产约谈的专项规范，这些专项规范通常也是采取科层约谈与市场约谈混杂的架构模式。在环境保护各项附属部门法中，这种科层内部约谈的立法模式也十分普遍。相比于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回应性规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监管方需要对被规制市场主体实现动机监控，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资源的差异配置。就此可以看出，社会性规制中约谈工具的介于市场与科层之间的双重面孔，为当代中国监管型国家的衍生逻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马迅、杨海坤：《行政约谈实效性的保障机制建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0]赵宏：《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教义学核心的困境与革新：兼论我国行政行为学理的进化》，载《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8-536页。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3期。有关依据宪法和一般法律去证成（第三人的）主观公权利的方法，参见Lorenz(Fn.11),S.65,其想依据各法律与各基本权利的关系，由此，调整内容根据其是否滥用了冲突解决或基本权利特征，以差异化的、分层次的方式获得主观上的关联。
[[184]] 有关比例原则在宪法上的地位，见BVerfGE 19,342(348 f.);23,127(133);v.Mangoldt,Klein,Starck,Das Bonner Grundgesetz,3.Aufl.,Bd.1,1985,Rdnr.182 f.zu Art.1 GG,19 f.zu Art.2 GG相关页。对此，更进一步的论述需要摸索着（tastend）表达（大概），此外这种论述实际上要受到限制（至少），并且仍然模糊不清。但保护规范理论立基于存疑的原理：作为保护规范理论基础的利益概念并不明确，公益与私益的区分颇有疑问。与之相对，法律关系理论从这些由不同层次的相互间的权利义务[[197]]所组成的法律关系出发。
2.关于公益与私益的区分 利益概念所遇到的困境同样存在于公益和私益[[56]]。[[109]] Erichsen,Martens(Fn.2),S.152. [[110]] Maurer (Fn.3),S.121. [[111]] Friauf,Der Rechtsschutz des sog.Dritten in der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Rechtsprechung,JurA 1969,S.3 ff(19). [[112]] Degenhart,Neuere Entwicklungen im baurechtlichen Nachbarschutz,Jus 1984,S. 87 ff.(188). [[113]] Wahl,JuS 1984,S.577 ff.(577,579). [[114]] Berger(Fn.14),S.35,94,100,106,161,166,168. [[115]] Breuer,DVBl.1983,S.431 ff.(432). [[116]] Randelzhofer,BayVBl.1975,S.573 ff.(576). [[117]] 参见Heinrich,Der Rechtsschutz Dritter in der Rechtsprechung zum Gewerberecht,WiVerw 1985,S.1 ff.(2). [[118]] 参见Ress(Fn.24),S.113. [[119]] Marburger(Fn.2),S.17 f. [[120]] Bartlsperger,VerwArch 60(1969),S.35 ff. [[121]] 对于考虑要求的不同定位，参见Breuer,DVBl.1982,S.1065 ff.(1067 ff.);Schulte,UPR 1984,S.212 ff.;相关各页。
尽管存在这一明显的批评，但利益至今仍然是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制定法的相关条件不存在的情形下，如果警察行使其干预权，则这一宪法上的基础关系获得实际意义。这一概念太过脆弱，无力承载严肃的思维活动[[50]]。还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标准的重要性在过去已然动摇，在未来亦将如此[[106]]。
[[146]] 典型例子是建筑公法。在联邦宪法法院针对基本法第14条的司法实践中关于考虑要求的用语，一般性地参见BVerfGE 37,132(140);38,348(370);50,290(341);52,1(32);68,361(368).正确的见解是，考虑要求应该是具有宪法意义的基本原则（参见Dürr,NVwZ 1985,S.719 ff.(722);Stühler,VBlBW 1987,S.126 ff.(130 f)）。此外，这也与现今有些学者所持有的、通说的部分观点相距不远，即当视线在一般法律的前结构化（vorstruktuierend）的规范材料与核心的基本权利内容之间流转时[[170]]，主观公权利才恰好在第三人保护的重要部分领域被获得。质言之，应当判断，法规范是否包含有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32]]。
关于该司法判决的进一步的参考，Rengeling,aaO,S.444 f.同时要强调的是，在法律范围内在土地上建造的权利的具体内容只有同时援用宪法和行政法才可以确定。在实践结果中，上述请求权本质上主观化了所有相关的（一般）建筑法，这使得相邻人的宪法保护存在明显漏洞。
尽管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的性质在晚期立宪主义时期极具争议，但是很多著名的国家法学者对此予以肯定（有关当时的讨论情况，如见Giese(Fn.23),insbes.S.35 ff.;Meyer,Anschütz,Lehr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6.Aufl.,1905,S.799 ff.）。（三）社会救助法上的救济请求权（社会救助请求权） 1.传统的思考方法 以往的救济法长期以来否认贫困者（Bedürftige）具有请求提供救济的法律请求权，其理由在于，保障公法上的救济仅仅是依据公法秩序，而并不是基于贫困者的意志[[190]]。
作为对于进行方向调整所必要的、有成功希望的方法，从当下流行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中恰好也可以得出主观公权利证成的重要结论。（二）传统的警察对基本法所保障的自由进行干预而产生的防御请求权 根据法律关系理论，传统的警察干预（基本权利所保障的）公民自由的学理基点是，在行政机关与公民间存在警察法律关系。根据阿斯曼的见解，主观权利的规范基础首先应在一般法律中寻找。这是一种时而这时而那式的表达。在行政程序法对主观公权利查明的作用这一问题中，也存在类似的不明确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应努力去进行根本的方向调整。
在与此相关的（现代）主观公权利的讨论中[[48]]，利益与用益（Nutzen）、财产（Gut）、享用（Genu#223;）和价值的关系并不明确，因为这些概念的内容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并未获得普遍承认的阐明[[49]]。再者，过往已经表明，有些到现在已经被巩固的解释标准在实践中会选择性地在某个案件中被运用，在其他案件中则会被完全忽视。
另一方面，解释指令的目录也绝非确定。[[169]] Bühler,Die Reichsverfassung vom 11.August 1919,Kommentar,3.Aufl.,1929,S.121 f.赞同被视作直接适用的法的基本权利。
众所周知，在基本法生效后，这种仍部分存留的观点于1954年被联邦行政法院的判决所抛弃。[[90]] 如Scholz,Wirtschaftsaufsiht und subjektiver Konkurrentenschutz,1971,S.129 f. [[91]] 参见Schmidt-Aßmann(Fn.6),Rdnr.143 ff. [[92]] BVerwGE 2,141;9,340(341 f.);10,122(124). [[93]] BVerwGE 10,122(124 f.);16,187(187 f.). [[94]] 非常明确的如Dürig,in:Maunz,Dürig u.a.,Grundgesetz,Kommentar,Lieferung:1958,Rdnr.34 lit.d zu Art.19 Abs.4 GG;此外，参见Menger,Höchstrichterliche Rechtsprechung zum Verwaltungsrecht,VerwArch 51(1960),S.262 ff.(268);Wolff,Bachof(Fn.24),S.325;Laubinger(Fn.57) f.;Bender,Dohle,Nachbarschutz im Zivil-und Verwaltungsrecht,1972,S.15f.;Schwarze,Rechtsfragen bei der Einrichtung von Kernkraftwerken,DÖV 1973,S.700 ff.(701 f.);Kopp(Fn.2),Rdnr.83 f.zu §42 VwGO sowie BVerwGE 41,58(65). [[95]] 多次提到的渔民（Kutterfischer）针对废酸倾倒许可的诉讼就是如此。
在特定的条件下，考虑要求应该具有保护第三人的性质。六、结语 前述已然证明，保护规范理论总体上缺乏负荷力。将在保护规范理论概念下所概括的规则和方法构想为开放发展式的解释准则（Auslegungskanon），并不能排除上述不足。在保护规范理论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上，有关主观权利存在的确切的见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可否认的适用的不确定[[108]]，令人困惑、有矛盾的个案决疑（Kasuistik）[[109]]，全面的、部分也是令人困惑的个案决疑[[110]]，难以忍受的不确定[[111]]，十分多样的个案决疑[[112]]，个案决疑与个别权衡的混杂，广泛的、混乱的个案决疑[[113]]，有矛盾的法律续造，各式各样的法的不安定性，相邻人保护规范的丰富的个案决疑，很难评价的法律发展，司法实践的令人困惑的图景[[114]]，混乱、摇摆的个案决疑[[115]]，几乎无法估计的、难以预测的个案决疑，几近恣意的个案决疑[[116]]——所有这些只是批评意见中的一小部分。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表述都来自保护规范理论通说的支持者。
近年来，尽管经常强调三方及多方行政法律关系之于建筑相邻人公法的意义[[216]]，但其深度效果（Tiefenwirkung）仍未经充分传播[[217]]。这种明显依赖客观－目的标准的解释、限制起源式解释的单方偏好当然缺少理由[[74]]。
也就是说，在建筑者[[241]]以及建筑相邻人[[242]]的具体主观权利的查明中运用宪法与行政法[[243]]，进而也就无须借助保护规范理论。其他学者则认为，各种利益情况的类型并非源自一般性的思考、命题或者相关人的一般性的法律地位，而是仅仅源自被争议的具体规定的含义与目的[[82]]。
这甚至适用于无法律依据的措施，即行政机关根本没有干预规范去支撑其干预措施（S.512 f.）。不久前，埃伯哈特·施密特·阿斯曼提出了与以往观点明显不同的保护规范理论的新的见解[[29]]。但是大多数情形下，理论与实践却完全回避了这种根本讨论，而是偏向于在保护规范理论这一语词下解决公民针对行政机关的主观公权利的查明问题。最明显的证据始终是所谓的第三人权利，即在建筑法[[129]]、补贴法[[130]]、排放控制法[[131]]、核能法[[132]]、营业法（Gewerberecht）[[133]]、职业许可法[[134]]、水法[[135]]、经济监督法（Recht der Wirtschaftsaufsicht）[[136]]、外国人法、[[137]]税法[[138]]、警察法[[139]]以及公务员法[[140]]中所肯定的或者至少是需要讨论的（diskussionsf#228;hig）第三人权利。
因此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远离保护规范思维的基本思潮。第一点已较为明显，即基本权利在保护规范学理中的地位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包含社会救助法律关系的所有内容。但是宪法关联（Verfassungsbezug）也越来越被通说所承认[[150]]。
就算这种批评可能很尖锐，但是其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保护规范理论从一开始就并非灵丹妙药（Zauberformel）[[245]]，至今其仍是一个持续的争议主题[[246]]。因为利益一直是个多义的概念：从其拉丁词源的在那（Dabei-sein）、在其中（Dazwischen-sein）和参与直至当下通用的倾向、注意、用益及好处等都被涵括在内[[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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